文/cc孙聪颖
85后饿了么前CEO身陷囹圄，4000万赃款触目惊心。韩鎏悔不当初的忏悔更是令人五味杂陈。实际上，互联网业务人员成为巨贪并非个案，之前就有淘宝审核小二贪污数额之巨，高达9000万。
当涉案人士贪腐被曝光时，公众难免疑惑：为何职务侵占至小目标级别，才被监管介入？
从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角度看，这本质上是企业成本-收益权衡、信息不对称与治理结构失衡共同作用的结果。一、监管的 成本门槛：企业的理性冷漠
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中，企业的任何决策都暗含对 交易成本 的考量。这一理论由英国经济学家、199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 Harry Coase）提出 —— 他在 1937 年的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The Nature of the Firm）中首次定义 交易成本，指出经济活动中的交易不仅包含生产、运输等 显性成本，还涵盖因信息不对称、机会主义行为、契约不完备等产生的 隐性成本（如谈判成本、监督成本、违约成本等）。而制度（包括监管规则）的核心价值，正在于通过明确权利边界、规范行为预期，降低这些隐性交易成本，减少交易摩擦与不确定性。
但在企业实践中，对违规行为的早期监管往往需要投入大量资源：搭建全流程监控系统、配置专职审核团队、对业务链条进行精细化拆解…… 这些成本在企业扩张期常被归为 非必要支出，由此催生了 效率优先、监管后置 的现象。
韩鎏收受的部分现金贿赂
当违规行为规模较小，其对企业短期收益的侵蚀尚不显著，未触及生存根基时，监管的边际成本往往远高于边际收益。例如，若一名淘宝小二收受数万元好处费，可能仅影响少数小店的流量分配，对平台整体交易额的冲击微乎其微；但要排查此类行为，却需动用算法团队开发异常监测模型，甚至暂停部分业务流程 —— 这种 投入大于可见损失 的局面，会使企业倾向于 容忍 小规模违规，直至其膨胀到威胁核心利益（如品牌声誉、合规风险）时才启动干预。
这种 不见棺材不掉泪 的态度，本质是企业在 短期收益最大化 目标下的理性选择：在违规行为未突破 成本阈值 前，与其耗费资源防范，不如将精力优先投入市场扩张。唯有当违规规模触及企业无法承受的损失（如巨额罚款、用户信任崩塌），监管的 收益 才会超过成本，企业才会痛下杀手。
饿了么前 CEO 韩鎏的案例或许正源于此：东窗事发前，企业可能因监管成本与收益的权衡，未能及时察觉其违规行为；直至真相败露，面对镜头的韩鎏才追悔莫及。
二、信息不对称：扁平化组织的权力寻租温床互联网平台的扁平化管理本是为了提升效率，但在新制度经济学框架中，决策权下放 必然伴随 信息不对称 加剧。
基层员工掌握着大量碎片化信息 —— 如商家资质细节、物流配送盲区、流量分配规则漏洞 —— 这些信息难以被总部完全捕捉，形成 私人信息优势。
当这种优势与 自由裁量权 结合，便为黑产提供了土壤：淘宝小二可利用商家入驻审核权索贿，饿了么高管能通过供应商准入规则牟利。而企业总部由于信息滞后，往往只能通过 结果异常（如某区域投诉激增、商家资质造假集中爆发）倒推问题，此时黑产已形成规模。
更关键的是，扁平化组织中 中间层监督缺失，传统科层制的 逐级复核 机制被削弱，单个岗位的权力缺乏制衡。
以某知名药企为例，22 年来仅于改制当年召开过一次股东大会，后期股东会、董事会形同虚设，企业决策均由原董事长一人定夺，一言堂 式的管理模式最终导致企业业绩断崖式下滑。在互联网平台中，类似的高度集权虽不常见，但关键岗位权力集中且缺乏监督的情况并不鲜见，给黑产滋生提供了温床。
同时，山头文化 也在部分互联网企业中悄然滋生。不同小团体为争夺资源和权力，各自为政，甚至不惜违规操作。例如在 TVB，高层之间的 山头体系 使得艺人资源分配不均；在互联网企业中，这种 山头文化 则体现为不同业务团队为了业绩和资源，默认甚至纵容一些违规行为，形成内部的利益小圈子，让黑产有了生存的 灰色地带。
三、治理结构失衡：业绩导向下的激励错配组织经济学强调 激励相容性：当企业激励机制与监管目标冲突时，必然滋生违规。互联网平台普遍以 业绩增速 为核心考核指标，对区域经理、业务主管的评价几乎完全绑定 交易额、用户数、商户量，这种单一导向会诱发 目标替代—— 员工为达成业绩，默许甚至参与黑产。
例如，某电商平台区域经理明知部分商家资质造假，却因 引入商户数量 与奖金直接挂钩而选择放行；物流主管为完成配送时效指标，对供应商的违规分包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直至形成利益输送链条。此时，黑产甚至成为员工 完成 KPI 的捷径，而企业的监管机制在 业绩至上 的文化中被边缘化。
《华尔街科技眼》曾曝光某电商平台涉嫌售卖冒牌同仁堂商品：买方购买的 慈医堂 首乌黑发丸，页面标注 北京同仁堂，但收到商品的制造商却是安徽福广药业。这一事件暴露出即使是拥有百年声誉的老字号品牌，在复杂的商业生态中也面临监管难题。众多打着 同仁堂 旗号的产品在市场上流通，贴牌现象严重，消费者难以辨别真伪。品牌方对产品质量和品牌使用的监管存在漏洞，与互联网平台类似，在追求商业利益的过程中，忽视了对品牌声誉的维护和对违规行为的监管，导致市场上出现以次充好、假冒伪劣等损害消费者权益的现象。
四、轮岗机制：打破困局的关键解？
为解决上述问题，不少企业开始探索轮岗机制。轮岗能够有效打破权力长期集中带来的弊端，避免关键岗位员工因长期掌握资源而滋生腐败。以百度为例，其高管轮岗制度不仅涉及具体业务线，且保持 2-3 年的轮换频次，通过这种方式，百度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山头文化和结构性腐败。（详情见：高管轮岗机制，给百度带来了什么？）
从基层岗位来看，定期轮岗能让员工接触不同业务环节，增加业务透明度，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比如在一些企业中，财务人员定期轮岗，有效遏制了财务造假和资金挪用等违规行为。对于互联网平台而言，让淘宝小二、饿了么业务主管等关键岗位人员定期轮岗，能够打乱黑产利益链条，降低其长期经营违规业务的可能性。
轮岗也有助于培养复合型人才，提升员工对企业整体业务的理解，从长远来看，这能够增强企业应对风险的能力，使企业在制定监管策略时，有更全面的视角和更丰富的人才储备。
黑产蔓延至 亿元级别 才被整治，暴露的是互联网平台在组织治理上的 路径依赖—— 早期为抢占市场而形成的 效率优先、监管后置 模式，已难以适应规模化后的风险防控需求。(详情见：从长安荔枝到外卖大战：千年未变的成本转嫁困局）
要打破这一困局，除了通过 权力分解 降低寻租空间、用 技术赋能 缓解信息不对称、以 多元激励 替代单一业绩导向外，还需重视轮岗机制在企业治理中的应用。唯有让监管成本与黑产损失的权衡曲线前移，让 早期发现 比 事后清算 更划算，才能实现效率与风险控制的动态平衡。
互联网平台的组织进化，终究要回答一个问题：当企业规模从 野蛮生长 走向 参天大树，如何让每一根枝桠都既充满活力，又不偏离主干的根基？这或许比单纯的 整治黑产 更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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